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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皇帝因《大藏经》有汉、藏、蒙古文本，独缺满文本，便在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，下令设内府“清字经馆”，以汉文、藏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《大藏经》为底本，翻译刊刻满文《大藏经》。满文《大藏经》在清时是与《四库全书》并行的巨大文化工程。其特殊意义在于它是用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对译而成，对于满文的成熟作用巨大。这部满文《大藏经》，也是部头最大的满文书籍，全书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翻译完成。同年12月，清字经馆失火，损失惨重，部分经版被烧毁。烧毁部分又经重新补刻，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才全部刷印装潢完成。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《大藏经》76函，605种(33750页)，雕版4万余块。它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，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产物。
“数字化是生活服务业扩容提质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有效路径。”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认为，加快推进生活服务业数字化，丰富生活服务数字化的应用场景，可以有效改善消费体验。要继续支持在商贸服务、交通运输、文旅、教育、医疗健康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强数字化赋能，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，让人民群众能更多享受到高效、便捷、优质的生活服务。
明隆庆五年(1571年)，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阿兴喇嘛来到蒙古地区传教，他努力劝说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，并让他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晤。明万历六年(1578年)，俺答汗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会晤。会谈中，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大汗的转世，并赐其法号“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”，俺答汗则尊索南嘉措为“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”。这次会晤具有深远意义，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，译经工作亦连绵不断。
澎湃新闻注意到，网上有关“高校向家长寄学生成绩单”的话题讨论中，主要观点分这几类：一是大学生是成年人了，应该独立进取，培养大学生不应该唯成绩论，不应该以对待中小学的教育方式去对待大学生。二是家长花钱送孩子去上大学，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将学生学习情况通报给家长，高校期末给家长寄学生成绩单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三是高校期末给家长寄学生成绩单，属于高校与学生和家长加强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，无可厚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