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易某非法引进活体龟2015只，即便在鉴定意见作出前有部分红耳龟已死亡，但可以认定的非法引进数量依然有1760只，数量巨大，一旦引进具有不可控性，扩散风险很高。”“同时，我们还引导侦查机关进行了价值鉴定，经鉴定该批巴西红耳龟价值88000元，远超涉动植物类犯罪中珍贵动植物的2万元追诉标准。综合数量、价值等因素，我们认为，易某的非法引进外来物种行为已经达到了刑事追诉标准。”案件承办检察官万媛媛介绍说。

     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？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，依法“能不捕的不捕、能不诉的不诉、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”。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，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：谁来促进、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、守法合规经营？而不是简单的“案结事了”，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、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。如果这样，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，是不公平的，实质是不正当竞争，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2020年3月，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、不诉、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，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、金山区检察院，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、宝安区检察院，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，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。目前，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、加强指导，积极探索、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，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，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     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，若一方存在赌博、吸毒、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情形，另一方可通过申请撤销监护权、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；第十三条则明确了离婚诉讼中，如一方存在“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”的情形，应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，这也将从立法层面让家暴者付出代价。

      1940年1月，黄高阳随曾生、王作尧部队东移海陆丰，一路上不断击退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。9月初两支部队根据中央电令，先后返回宝安布吉乡上下坪村。9月中旬召开的”上下坪会议“，决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摒弃国民党军番号，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。黄高阳被任命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政训室主任。（撰稿：邱苛娟）